林锡琦

十年“文革”，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也是中国文化教育史的沉重一笔。从“打倒一切”到“全国一片红”，知识分子被残酷迫害，考试制度被废除，大学停止招生，教育秩序极度混乱。

到1968年，全国积压的三届中学毕业生已达200万人，而大中学校又都在停课闹革命。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1969年成为上山下乡运动最为壮观的一年，“红卫兵”这个庞大而又斗志昂扬的群体被分散到祖国广阔的农村天地里去，转而被贴上了另一个标签：“知青”。

1970年，中央恢复办大学，但是规定学制要缩短，学生要从工农兵中推荐。从此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这7年之中入学的学员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工农兵大学生”。1976年进入复旦大学的林锡琦，就搭上了那个时代的末班车。

“我的故事太普通了，我们那一代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林锡琦笑声爽朗，一看就是个言谈举止都很有感染力的人。如今辞去北影厂办主任职位为丈夫的事业转战商海的她，说自己身上至今也没有铜臭味儿，“我是个信念很坚定的人，我觉得一路走过来我的精神世界是干净的。”

记者在采访这位昔日的工农兵大学生时总有一种惊讶之感：历经半世风霜的她，为何还率真一如当年那个梳着小辫卖力干着农活的小姑娘？

农场8年

林锡琦生在美丽的无锡，从小就聪明好学，后来考上了江苏省重点中学无锡市一中，当地有个说法就是“考进了市一中，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学。”

然而刚上了不到一年学，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本该学习的课堂却变成了对“三家村”的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究竟说了什么，其实孩子们并不明白，但攻击毛主席的人一定是罪大恶极的。期末考试也不考了，整个学校陷入了批判和斗争的海洋。

两三年学习的完全荒废，全民内战的高昂气势，令年少的林锡琦心里充满了革命热情以及美好理想，此时党的上山下乡号召正合了她的心意。

“当时通知说上海知青要去内蒙，我马上也去报名；后来又说不去了，要插队，我跟着那些高中生一起把户口都迁了；但是又说我们68届毕业生要去兵团，我又去重迁户口。反正那时候我很积极，革命热情特别高涨。”带着满腔热情，林锡琦来到了苏北农场，当时她还不到17岁。

林锡琦不怕吃苦，干活又卖力，做了棉花班班长，后来还当上了连队副指导员。她说政治上她没想法，就是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儿。那个年代的女知青年纪虽小，做起事来却丝毫不输男子汉。

林锡琦的父亲是一名高级工程师，在近乎疯狂的“文革”大潮中，他一直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清醒。看到林锡琦把漂亮的日记本都拿去抄“革命”歌曲，父亲很生气，骂她为什么不学习。林锡琦说：“我学什么，大家都不学。”父亲说：“你的教科书也可以拿出来看啊。”林锡琦不屑地回答：“都是修正主义那一套，有什么好学的！”父亲摇头叹道：“你懂什么叫修正主义。”

在父亲的“半强迫”下，林锡琦跟着学了几课的电子学。下乡之后，父亲就到旧书店淘了很多中学数理化的书寄过去。但那个时候怎么敢在公开场合学数理化，“这些书绝对不能看，这是你不想扎根农村的表现。农场经常组织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会有人站出来指出你犯的错误。”于是那些书只能压在箱子底下，晚上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偷偷看。

在手电筒的微弱灯光下，林锡琦读了很多书，包括有些干部家庭的孩子带来的世界名著。但也不是天天读，农忙的时候太累，收工又晚，回来洗洗就睡了。农闲的时候就有大把的时间，那时连个半导体收音机都很稀罕，很多女知青学会了绣花，绣个枕头纳个鞋底什么的，林锡琦没有这种爱好，所以就是看书，还有练书法。就这样，林锡琦在农场度过了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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