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理想被现实击溃

农场生活艰苦，但林锡琦觉得苦中有乐，“当你有信仰、有希望的时候，就会很积极，不会因为辛苦而萎靡不振。”对心灵最大的摧残不是劳动的艰辛，而是对未来失去希望，“那时所持的信念就是‘改造农村，改造自己的思想’，所以再苦再累都不怕，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崇高的事。”于是1973年她放弃了推荐上大学的机会，选择留在农场的“广阔天地”。

但是农场几乎年年亏损，怎么努力都于事无补。知青们的信念开始动摇，“林彪事件”发生后，信仰终于被现实击溃。

“另外，在劳动当中我们也确实觉得掌握的知识太少。我当时负责一百多亩地的棉花，后来出了一种品种变异叫‘鸡爪型’，叶子全部是缩起来的，我毫无办法，只好眼睁睁看它蔓延，当时就觉得有个机会上农学院的话，多掌握一些科学知识，就好得多了。”林锡琦追求知识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没有流行乐，流行的是政治辩论

终于在1976年，表现积极、工作先进的林锡琦经过层层推荐，又通过了文化考试，迈进了复旦大学的校门。刹那间时间倒流，8年知青生活尽管就近在昨天，却似乎变得那么不真实，“终于又回到学校了，有种久违的亲切。”

农场分配的名额是中文系，班里有50多个同学，1/3的女生。大家分成了6个组，组长由指导员根据个人档案简历来指定，林锡琦是唯一的女组长。她笑道：“真是，我最不喜欢当干部了，但是到哪儿都老让我当干部。”

工农兵大学生都特别能干、能吃苦，“因为上学之前都已经劳动很多年了，而且当时推荐选拔上来的也都是先进工作者，当然也有走关系的，但更多确实是各地的积极分子、各个岗位上的骨干。大家工作能力都很强，学习能力弱一些，但学习态度很好，因为我们都知道，机会来之不易。”

当时正好是“拨乱反正”的阶段，活动很多，同学与同学之间，打闹嬉戏没有，辩论却很多：怎么看待文革？以后国家怎么办？我们该做些什么？大学校园仍弥漫着政治热情，大家对国家大事都非常关注，小组学习、甚至课间或吃饭时，都会展开激烈辩论，不论男生女生都争论得面红耳赤。在共同的命运、共同的迷茫和期盼面前，性别已经被弱化了。

当时学校规定大学期间不准谈恋爱。事实上到了大三以后还是有人私下成双结对。那个时代没什么流行娱乐，交谊舞、集体舞还算常见，最流行的除了辩论就是学习。占座在当时就已经蔚然成风，开门时挤碎玻璃也偶有发生，“总觉得有太多知识需要我们去吸收，怎么都吸收不完，学习热情比如今的孩子们高多了。”

老师回来了，讲课小心了

这一届的工农兵学员与前几届学习内容有了很大不同，学校不再是“教育革命的战场”，教室也不再是“面向三大革命的课堂”，虽然很多老师在“文革”期间受到了冲击，但也渐渐恢复了正常授课。然而这些遭受过残酷斗争的学者讲课变得更加谨慎，林锡琦回忆不起有哪个是观点很鲜明、个性很张扬的。当时还不流行“偶像”这个说法，如果说有什么偶像的话，那就是当时上海几个特别敢说话的老作家、老学者，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班主任》的作者刘心武在大学生之中也很受关注。

但很多老师她还是记忆犹新：讲西方美学的蒋孔阳先生，还有讲唐宋文学的陈允吉先生以及她的论文指导老师王水照先生，都是她敬仰的学者。吴中杰先生开的鲁迅专题课，林锡琦常常听到入迷，后来还成了他的课代表。当时女老师不多，林锡琦最喜欢的是教《文学概论》的秘燕生老师。

曾经林锡琦最大的理想也是当老师，但中学学俄语的她考研时被英语给卡住了。比起苦学外语，性格开朗、热情的林锡琦更喜欢做业务，因此就放弃了考研的打算。

大二时学校为了提高留学生的语言能力，安排他们与留学生同住一年。在与同住的法国同学交流中，林锡琦对西方社会的情况有了很多新的认识。平时系里还会组织学生去看戏曲和话剧，也常常请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来讲座，比如黄宗英、茹志鹃，这些都让林锡琦在学习之外收获良多。

努力了，就问心无愧

林锡琦的大学生活就在忙碌与充实中过去了，“我从来没有空虚的时候。包括寒暑假，都不会急着回去，而是留在学校多看点书。所以假期一般都是我送同学走，别人没送过我。”毕业的时候，林锡琦说：“这次我要早走了，该你们送送我了。”因为家比较近，林锡琦并没有太多离愁，后来听说送那些比较远的同学离校时，大家在站台上抱头痛哭。

“我们没有吃散伙饭，就是开了个班里的聚会；学校也没有毕业典礼，每个系的学生拍了一张毕业照。”在1978年77级入校之后，林锡琦觉得学校对工农兵大学生越来越不重视，虽然有些委屈，却不得不承认这些年龄更大的老三届高中生们迟了十年之久终于走进大学校园，他们的学习热情是惊人的。

林锡琦说，如果没有进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她也一定会拚了命去考的。也许考不到复旦，但一定能考上大学。“我们这一代人有理由埋怨：该读书的时候下乡了，返城以后又下岗了……但就算是没有上大学，我觉得我也不会过得很惨。我相信自己的个性和能力，再说我们什么苦都吃过了，怎样的艰难都能挺过来。”

毕业时大家没有许下什么几年之后再相聚的诺言，虽然2005年大家还是重聚了，但当年大家想的都是赶快到新的岗位上开始新生活。那个年代的想法就是这么单纯：下乡的时候就好好干活，到了大学就好好学习，毕业了就好好工作。

很多人不愿意提及“工农兵大学生”这个身份，然而林锡琦一直坦然面对，不卑不亢，“社会上好像已经把工农兵学员当成了不学无术的代名词，我觉得这很不公平。现在自学还能成才呢，况且我还认真地上了三年大学。我们的大学生活也是一路风雨阳光充实而又勤奋地走过来的，并没有荒废。怎样入学、学什么是由特殊的环境所决定的，这个心理负担不该由我们来背。我努力了，就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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