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个代表”的范畴与“研究现实”的前提

理    思

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根本利益是“三个代表”的基本范畴。理解这三个范畴，在我看来，可从解读马克思文本所确定研究“现实问题”的前提来深入认识。也就是说，将这三个范畴结合马克思文本所创立“研究现实”的对象内容来加以考察，这样也就把握了深入认识这三个基本范畴的根基。本文由此思路拟就三个方面来确定这三个范畴的归属问题。

一、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根本利益是反映“现实事物”的对象内容。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对为什么要“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就明确地指出：“‘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那么，为什么“三个代表”对执政党和国家的事业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呢？理解这个问题，只要我们深入认识这三个范畴，它对“现实的人”生活在“现实世界”所存在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就不难解释江泽民同志为什么提出“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了。

人,在马克思看来是“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现实的人”是生活在“现实存在形式”里的人，对“现实的人”如果“用抽象的人的‘自我意识’代替了‘抽象的自然界’的实体”（《马克思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79年以前版，第42卷，第156页。以下简称《全集》），来设立抽象理性认识，或者反之的形式确立理性认识，那都是解决不了“现实存在”的“现实问题”（《全集》第3卷，第93页）的。因此马克思也就从青年到晚年致力于“研究现实”（同上卷，第262页）。并着手为“现实的人”制定解决“现实问题”的现实理性认识。这一前提对于学界在深入对“三个代表”的认识，以及有关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研究，都将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在“现实世界”里的存在物是“事物”，事物与哲学基本问题里的物质及存在是有本质不同的。事物包含意识。理解“现实世界”里的事物，是“决不可以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全集》第2卷，第164页）。这是马克思创立“研究现实”理性认识的特性。

有关总结“现实世界”里的存在物是事物，马克思是这样认为的：“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全集》第3卷，第49页）。事物的“现实存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实事物”；另一方面是“现存事物”。这两种存在物都是属于“现实存在形式”（同上卷，第255页）里的“真实存在”物（同上卷，第50页）。那么什么是“现实事物”，又什么是“现存事物”？解读这两个概念，只要我们深入到解决“现实的问题”里去理解，那就一目了然。

在“现实世界”里解决“现实问题”的前提（只要不走弯路的话），那么只有一条直径。这条直径就是运用先进文化来创造先进生产力，由此解决“现实世界”的各种根本利益的问题。而根本利益无论是人类的、社会的、国家的；还是民族的、家庭的、个人的，其解决的前提只有这么一条才能从此岸到达彼岸。然而，对“现实世界”里的事物什么是“现实的”，又什么是“现存的”是不好理解，但是对什么是先进的，又什么是落后的，那就一目了然。实质上，先进的是“现实的”，而落后的是“现存的”。这就是中国人运用中文解读马克思文本中的核心概念即“现实的”和“现存的”含义。

然而，在“现实世界”里的事物是有千千万万，但是概括起来认识的话，它存在于三个方面即生产力、文化和利益。也可以说，是生产力、文化和利益这三方面形成了事物。事物也就由这三个方面概括着和表现着。

“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七一”讲话）。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力包括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意识。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它包括文学、艺术、体育、教育和科学等。利益是指衣、食、住、行方面的好处。

由这三个方面表现的事物它又存在两种形式中：第一种是“现实事物“；第二种是“现存事物”。马克思在 “研究现实” 确立的这两个对象的来源是这样考察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是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全集》第3卷，第48页）。在这样的现实里所存在的事物，被人们固定下来就属于“现存事物”，现存事物是人们继承上一代的文化积累沉淀下来的物质和精神的财富。而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后的事物就属于“现实事物”。现实事物是在没有创新的取代时，那就属于先进的。这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也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创立“研究现实”理性认识所确立的对象内容。

根本利益的这一概念是“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全集》第3卷，第52页）。而且现实的人为根本利益而运作的“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它决定一切其他的活动，如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同上卷，第80页）。然而，如果在现实世界里要去实现根本利益，而且不论是从事什么事业、什么劳动，唯一只有通过文化即软件操作生产力即硬件的这一条路径获得。但是，获取利益的“现实动因的形式”（同上卷，第44页），存在两种认识方式：一种是固定的；另一种是创新的。固定的利益是对现存事物的占有而获得；创新的利益是对现实事物的占有而获取。然而，人类社会的理性认识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如何使创新的利益取代固定的利益而渡过对抗或对立，从而统一于创新的取代固定的，由此促进事物的进步。这方面的理性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是最难以解决的问题。

然而，马克思之后的我们在深入“对马克思文本的关注程度，探究重点，解释思路，观点阐发等差异很大，形成了多种派别或研究类型”（《哲学动态》2002年第2期，第16页）其认识根源，在我看来，就在于解读文本的立足地上与马克思的不同。马克思研究的现实理性认识，其立足地是“研究现实”的“现实事物”。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是作为一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同上卷，第262页）。马克思创立现实理性认识，既不是研究“抽象的人”，也不是研究“抽象的物”，实质上是研究“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物”（《全集》第42卷，第166页）。这种研究的对象内容它是“现实存在形式”里的“真实存在”，这种“真实存在”的东西就是“事物”。事物存在两个方面即“现实事实”和“现存事物”，这两种存在它是“现实动因的形式”。然而，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根本利益就是概括“现实事物”的对象内容，而落后生产力，落后文化和现存利益是在“现存事物”的对象内容中包含着。现存事物“是历史发展到一定的，暂时的阶段的产物”（《全集》第3卷，第97页）。那么利益为什么在两种范畴即“现实事物”和“现存事物”中都存在？那是因为利益是人们认识事物的目的，生产力和文化属于认识事物的要素。如果用我们信息时代的语言来说，生产力是硬件，文化是软件，而利益是任务。这样，任务=软件×硬件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利益=文化×生产力才能实现。在现实中，人们从事利益的认识活动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获取根本利益；另一种是以落后的生产力×落后的文化获得现存利益。这两种方式前者是加快人类社会发展速度，而后者是固定人类社会活动的速度，但有可能固定运作是在倒退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是，“对于仍然存在的不适应先进生产力和时代发展要求的一些落后的生产方式，既不能脱离实际地简单化地加以排斥，也不能采取安于现状，保护落后的态度，而要立足实际，创造条件加以改造，改进和提高，通过长期努力，逐步使它们向先进适用的生产方式转变”（七一讲话）。在我看来，这是处理“先进”与“落后”关系的最佳方法。

“现实的人”在“现实世界”里生存，无论是从事什么活动都没有脱离事物的两种范围：即“现实事物”和“现存事物”。运用这两种范畴来确定认识前提，是符合“现实存在形式”的。在我看来，这种认识方式属于现实理性认识。凡是从事实际劳动的人们所面对的是“现实存在”形式“的事物。而且只要解决“现实的问题”，都会是发生在“现实事物”和“现存事物”的关系中的生产力、文化和利益这三个方面里的要素思考“现实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人们在“现实世界”里发生的对抗或对立，无非就是发生在占有“现实事物”或占有“现存事物”的利益上的争执。然而，只要是为了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那么对理性认识的要求就会主张占有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来实现根本利益。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七一讲话）。从落后生产力，落后文化获取利益的行为，无非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都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全集》第3卷，第47页）。所谓“现存的东西”，其实就是“落后的东西”，即落后生产力、落后文化和落后利益。这些落后的东西在人类社会现实的“事物世界”（《全集》第3卷，第149页）里，只是“暂时的存在物”。人类社会的现实理性认识，是一方面要使现存的人生存下去；另一方面又要求现存的人牺牲自己的利益，由此加快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而使将来的人过上好生活—这就是信仰共产主义的道德意识的现实意义。

二、“三个代表”的范畴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

“现实问题”是与每个时代的现实纠缠在一起的。由于每个时代的生产力的条件和状况的不同，因此各个时代的“现实问题”是不同的。比如说，马克思时代的现实状况是“生产过剩与极端贫困的矛盾”，形成这一状况是由于那时生产力的条件处在转变生产方式的初级阶段。生产方式正从手工劳动转向蒸汽机带动机械的劳动，虽然“生产过剩”在那时工业化强的英国显露出来了，但是运用蒸汽机动力生产的大工业，却在使广大无产阶级生存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中与资本家形成阶级对抗。处于这样的“现实问题”如何解决？当时的抽象理性认识是各说各有理。

然而，马克思创立“研究现实”理性认识能独树一帜，因为马克思确立了认识现实的“立足地”是反映“现实事物”，并确定“现存事物”只是“暂时”的“过渡”存在，从而制定一条“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选集》第4卷，第216页）。这条道路就是“研究现实”的理性认识，马克思创立这一认识是以批判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俩人的争论问题：“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实体’呢，还是‘自我意识’”（同上卷，第217页）的形式而完成的。从人类社会的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末的这一百多年的发展史说明，马克思制定 “研究现实”的理性认识是完全正确的。不管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学者，如何咒骂和篾视马克思，而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发展中国家“在现实中”的有效行为，无一不是朝着“研究现实”的理性认识所确定的方向和途径运作的。因为马克思制定的现实理性认识是寻找实现认识目的正确的方向及途径，并以此来解决“现实问题”。至于认识对象其本质和观念与否，马克思认为这方面的问题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解答和解决的问题。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全集》第3卷，第43页）。这就是马克思确立“实践”的真正意义。

人们在实现认识目的时，其首要前提是确定正确的认识方向和正确的实现途径。这是所有认识的第一个前提。如果不确定实现认识目的的方向和途径是否正确，那么，认识目的是实现不了的。不正确的途径是要走向失败，并会沦落为空想主义者。比如，为什么在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还会出现1976年的“洋跃进”？为什么像“大炼钢铁”、“三年自然灾害”、“文革”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得不到深入的研究和反思？为什么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浮夸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仍然到处蔓延，无法得到真正的遏制？为什么“左”的、激进主义的思潮总是一波接一波地出现，一再给现代化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哲学动态》2002年第1期，第11页）。如果对这些问题要究其认识根源，就在于确定实现认识目的的方向和途径是不正确的而造成的。那么什么途径才是实现认识目的最科学的呢？这一条路在马克思文本里已经总结和概括出来了，那就是“研究现实”的出发点：即“现实事物”和“现存事物”的这个基本前提，这一前提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全集》第3卷，第56页）。

生产力、文化和利益这三个范畴它们有两个方面的存在：一方面在“现存事物”中存在；另一方面在“现实事物”中存在。如果运用中国人的语言来说：那么在“现实中”存在的事物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根本利益；在“现存中”存在的事物是包含着落后生产力、落后文化和现存利益。也就是说，生产力、文化和利益它有先进的和落后的两类。然而创新认识的方向和途径是在“现实事物”，即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根本利益中。如果以“现存事物”作为认识目的的实现途径，那么这种认识目的是为固定现存利益而服务。这种意识一般来说是保守的。因为这种意识总是固执于“现存事物“，并以“现存事物”作为尺度去衡量 “现实事物” ，其目的是要固定“现存事物”而获得现存利益。现实如果出现不同于“现存事物”的认识，其认识反而比“现存事物”落后，那么，“现存事物”就仍然属于“现实的”。这种认识现象其问题又在于如何识别什么是“现实事物”的尺度上。也就是说，“在现实中”我们是如何识别“事物”中的生产力、文化和利益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是根本的，还是现存的，这个问题是属于认识的根据问题。也就是说，要根据什么来确定什么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哲学上是以主观或客观来解决。然而“研究现实”的理性认识是以“现实的物质前提”中的“物质力量”即“现实力量”来解决。“三个代表”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度量什么是“先进与落后”的尺度。这样，“三个代表”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识别先进与落后的尺度即标准，是完全符合“现实力量”要求的。因此，认识“现实事物”的根据问题，在“三个代表”里已经解决了。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根本利益这三个基本范畴，既是“统治阶级的现实力量”（《全集》第3卷，第263页）的基本前提，又是人们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的基本问题，这样，“三个代表”的范畴实质上是确定了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

“现实问题”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出现的。“人类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同上卷，第51页）。实际上，生存现实世界里的每个时代，所出现的“现实问题”绝对不会是同样的，各个时代的“现实问题”虽然不同，但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利益=生产力×文化，由此途径去解决“现实问题”。然而，人们为了获取利益发生的现实活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固定方式来取得既定利益，另一种是以创新方式去获取更新利益。这两种方式既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的形式，也是展现人类交替历史的活动。对这两种方式的活动，也有两种理性认识；一种认为事物的产生根源是创新来源于固定，所以要以固定来衡量创新；另一种认为固定来源于创新，因此，要以创新来衡量固定。那么，真实事物的“产生根源”是什么呢？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真实事物应该是固定事物的“产生根源”来源创新事物。然而，“事情被思辨地颠倒成这样，好象后一个时期乃是前一个时期历史的目的”（《全集》第3卷，第51页）。

事物的“本来面目”是包括生产力、文化和利益这三个方面，其“产生根源”是固定的发源于创新的，从而形成固定的沉淀和积累。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及“与时俱进”运动的基本形式。

三、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根本利益是“研究现实”问题的基本前提。

大家可以反思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呢？，“大跃进”、“大炼钢铁”以及“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反复发生，难道不也是在反对主观主义，和主张反映客观规律的这一原则下而一再重现的吗？那么为什么这一原则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的运作中，又能起到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呢？然而，理性认识的关键，是在运用主观反映客观的实现认识目的立足地是否正确的问题上。也就是说，在确定实现认识和目的的途径正确或不正确，那么运用主观反映客观的思想意识自然存在着正确或不正确。因为主观意志是随着实现目的确定的，以及随着选择的途径的观念决定着。实质上，客观实在是由确定实现认识目的的方向和途径而存在。因此，决定主观反映客观其正确性，是在实现认识和目的的方向和途径的正确与否中决定着。

诚然，邓小平路线的正确性是从符合“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体现出来的。由于确定了实现认识和目的正确的途径和方向，改革的内容是落后产力和落后文化的所有对象，从而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样，改革开放成功了。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当代性的“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不是思想。实质上，“研究现实”的理性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因此，“三个代表”的三个基本范畴是在总结“研究现实”问题的基本前提。因为运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根本利益去研究“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由此也就“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社会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这一前提是否是所有认识的基本前提呢？在我看来，是的。

人们发生在“现实世界”里“研究现实”问题的认识不管是领导层面的，还是被领导层面的；不管是主观反映客观的，还是要求主观意志符合客观规律的等等认识，首要认识就是要确定认识目的的实现方向和实现途径的正确性。因为这个前提关系到思想的项目，研究的课题及制造的物体能否实现的问题。如果途径不正确必然要走弯路，而且会白搭时间，浪废能源。

人们思想的项目、研究的课题及制造的物体的等等认识活动，既是在一定范围内认识的，也是在一定前提下思索的。马克思认为“一种支配和决定他们的实践的唯一起作用的积极的力量”（《全集》第3卷，第44页）是在“现实基础”中的“物质因素”包括着。客观存在的“现实基础”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先进的，另一种落后的。如果认识和思索的思路是在落后的事物中运作，那么，所实现的项目，课题和物体必然会是淘汰的东西。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全集》第3卷，第31页）。人类活动的第一个前提是“现实利益”（同上卷，第216页）也就是根本利益。谋取根本利益是人类社会的“现实的任务”，也就是“实际任务”（同上卷，第327页）。“这个任务是由于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同上卷，第329页）。然而，“文革”时代“四人帮”提出“临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粮”，就是由于思想路线确定的是不正确的实现途径，所以十年 “革命”其结果落个普遍贫穷、更加落后的局面。“文革”的“革命”理论是从“现存事物”的意识形态的联系而产生的，那么，“思想革命”是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源地和舞台呢？不是的。实质上，只有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根本利益才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同上卷，第41页）。因为“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同上卷，第24页），同时也就形成新的社会阶层。人们思想的意识观念“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同上卷，第29页）。因此，思想观念是与现实生活是同一和同步的存在。

然而，现实理性认识对人们的思想意识的要求是什么呢？是为了促进“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七一”讲话），并作为观念的准则。“于是这些观念就以使命、职责、任务的形式出现了”（《全集》第3卷，第326页）。这些观念是为完成“现实的任务”服务的，也就是为现实生活的“实际任务”而制定认识原则。这个任务对于“现实的人”来说“都不能不是共同任务”（同上卷，第327页）。

人们在现实中的“实际任务”是为完成生产力、文化和利益的先进性和根本性进行世世代代的活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根本利益是发展人类社会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前提。脱离这个前提的任何劳动都将证明是徒劳的和过时的。我国历史上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革”等，这些时代的“革命”行为其最终结果都将说明是不现实的“革命”。只有将生产力、文化和利益当作“实际任务” 的革命对象和革命内容，这样的革命才是对“现实世界”有其现实意义和实际价值的。革命的“现实的任务”是为了生产力和文化的先进性，以及利益的根本性而开展的运动。“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而且“这个任务是由于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全集》第3卷，第329页）。所谓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实践前提就是从“现存的”到“现实的”转变，任何“现实问题”都是以“现实世界”的条件来改变“现存世界”的形态，这就是一切事物变化的主体。所有变化的对象内容是生产力、文化和利益向“现实的”先进性和根本性逐渐地完善。“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其中也包括思维的能力”（同上卷，第330页），从而为适应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根本利益而示展自己的才能。

然而，我们在“现实世界”里所看到的一个事实：不管是人类的、社会的、群体的活动，还是家庭的和个人的活动，无不是为着根本利益去运作。同时我们也看到，人们的认识目的无一不是运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去实现认识目的。

因此，“研究现实”问题的基本前提：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根本利益。那种以落后生产力、落后文化所获得的利益只能是现存的利益。

“三个代表”的基本范畴是江泽民同志通过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而归纳认识我国“现实的”范畴。然而，“研究现实”的前提，是马克思批判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俩人的争论问题，由此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人实际上把自己的类的力量统统发挥出来”，共同推进的（《全集》第42卷，第163页）。由此总结出认识“现实的”前提。这样，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三个基本范畴与马克思创立“研究现实”的前提是不谋而合的，这是因为任何认识的目的的实现其捷径只有一条。这条捷径就是运用“现实的”（先进的）改变“现存的”（落后的）。因此，任何认识的首要前提是选定认识的实现方向和实现途径的正确性。可以这样说，生产力、文化和利益是总结概括“事物”的对象内容，而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根本利益是归纳“现实事物”的对象内容。因此，“三个代表”的范畴与“研究现实”的前提是一致性的，两者都是确立现实理性认识的基本前提。

作    者：李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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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28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