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解放思想”与“马列主义原理”的根源

理思

邓小平同志开创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然而，在这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共中央的每一届领导者都是运用“解放思想”去推进和加快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解放思想”也就成为改革开放、调整创新，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中介作用。

那么，在中国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却为什么要用“解放思想”这个中介作用来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来呼唤中国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识呢？那么，“解放思想”是从什么原因而提出呢？难道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不正确”的吗？还是中国人对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理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子不理解，所以要长期地用“解放思想”这个中介来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和速度。

因此，哲学理性也就有必要、也有责任去找出：为什么要用“解放思想”来唤起人们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是正确性的心信，以及为什么要用“解放思想”来推进和加快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一句话，就是要找到阻碍改革开放的思想根源，也就等于找到了为什么要用“解放思想”的这个中介作用，来推动改革开放和加快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原因。

首先我们运用现实的哲学观来寻找邓小平同志创导改革开放而运用“解放思想”的原因。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的这一决策，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中共中央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路线，并否定了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路线，从而提出的。

实际上，邓小平同志创导的改革开放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那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的中共中央的领导者，而作出的决定。而且这一决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仍然注明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而推行。

这样，在推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一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必然要涉及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路线，同时，还要涉及到计划经济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体制问题。

因此，在中国的理论界也就出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是姓“社”、还是姓“资”的大辨论。这一问题也就必然要表现在改革和开放的实施中。

众所周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以及“毛泽东的基础理论”，那是从前苏联照抄过来的、以及参照苏联马克思主义原理而形成的。而且众所周知的是：这一原理和这一基础理论，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以阶级斗争”来推行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实现共产主义。对此，这一原理和这一基础理论如果单纯地从“信念”就能实现的话，那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要是将这一原理和这一基础理论，结合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现实来说，那不是只要有“信念”，就可以将这一原理和这一基础理论的观念而变成现实的。

实际上，共产主义的社会、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形态，就是马克思也没有给它定性。只不过是恩格斯阐述了它的原理。

实际上，现在的中国人理思于实地解读马克思文本的本真思想，已经证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运动过程，那是“必然性学说”。也就是每一代人、以及每个现实的人只有通过从改变事物的现状之后，才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共产主义社会也许有可能成为现实。而不是只能通过“阶级斗争”和“思想革命化”就能实现共产主义的。

然而，后马克思主义者却将马克思学说，关于“共产主义必然性学说”，而发展为“实现学说”，而且是立足于“自我对象化”的形式即前提去实现。这样，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也就产生一种以“阶级斗争”的形式来寻求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这样，中国也不例外。

诚然，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思想革命化”的路线而推行下，中国现实状况是个什么样子也就不必去表述了，因为这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

现在我们要陈述的是中国为什么要长期运用“解放思想”来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其原因何在？

其实，原因很简明：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和“毛泽东的基础理论原理”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实施的改革开放、调整创新和“科学发展观”的路线是不同的。

因此，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运用改革、开放、调整、创新，以及科学地发展市场经济，从而实现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每一届新的中共中央领导者，也就要把全部精力用于去纠正“极左思想”的路线，从而开辟每个十年的道路。这每个十年也就是指：从78年到88年、从88到98年，再到本世纪的08年。

实际上，在中国的现实中，人们对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直到现在，那是既有人接受，也有人是不接受的。而且就是在接受的人群中、对于在“改革”中而开放了社会行为的自由之后，所产生的社会存在的问题，也是有人不接受的。但是，现在的中国人已经看到和享受到改革开放之后的成果，才使中国人在看到了改革开放已经是普遍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才接受改革开放的决策。

但是，在那些始终不渝地信念“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和“毛泽东的基础理论原理”即“阶级斗争”和“思想革命化”的人群中，既有它的理论家、也有它的群众观点，在阻碍着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而且这些人群一旦从地位和利益感受到不利的时候，就会表现出要用那些从继承前苏联的理念来阻碍改革开放、调整创新和科学发展观的推进和落实。

然而，也可以这样来说，在中国人中出现其接受和不接受改革开放的决策，实际上是与中国理论界的思想意识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在中国的理论界就有人是不接受改革开放的决策的。可以说，中国的理论界只是在面对：社会变革后所产生的物质变化和国家的强盛的这些现实，才真正地理解到邓小平同志为什么要发起改革开放的原因。所以，直到改革开放的实践之后在证明了改革开放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由此才引起中国的理论界提出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论体系。

实质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已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也就是在“以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决策”中形成了。问题是中国的理论界所执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理，不但不能给改革开放提供理论原理的先行作用，实质上，改革开放的决策那是得不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支持。因为一个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另一个是要“以阶级斗争”和“思想革命化”为中心。

实际上，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中共中央的领导者那是在冲破前苏联建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理，并以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前提，从而开辟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样，才有了2008的现实存在。

理应说，中国的理论界所坚持原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理，实际上是与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那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也就导致着直到2008年的时代，中共中央总书记仍然要提出“继续解放思想”来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那么，为什么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三十年了，而且也从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中看到了、也享受到了它的实践成果，却为什么还要提出“继续解放思想”呢？

实际上，中国领导者虽然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上，将中国人带进了市场经济，但是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仍旧停顿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中。这就是要提出“继续解放思想”的根源。

然而，对这一关键性的理性认识，在中国的理论界是不会有人来阐述的。但是，民间的理思——就不得不说出这一关键性的理论问题。

本人已经在网络的论坛发表了于实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本真精神，从而证明了前苏联建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理与马克思学说的指导思想原理，那是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同时，也明证了改革开放之后的决策路线与马克思学说的指导思想原理，才是一致的。

但是，中国民间理思的这一发现，就是得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理解和支持。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们所持有的理论原理，它与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是有一定距离的，而且在教学楼中也就表示出：邓小平的理论——不是“理论”的言辞。

诚然，在教学楼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理，既不是从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解读出来的，也不是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实质上，是从前苏联建构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原理继承而来的。

因此，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原理，对于那些坚持前苏联建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原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们，是不可能建构得出来的。因为这些理论家们所坚持的理论原理：一不是去研究在中文版的马克思文本中阐述的原生思想究竟是什么；二也就不可能去对改革开放之后的实践经验与马克思文本的本真精神比较而进行总结。

实质上，这些理论家是继续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原理，由此也就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两个脱离“自动化生产力”的范畴、也就已经不是现实的概念，却仍旧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之后的意识中却仍旧保存在着。

实际上，只要在中国理论的观念上，仍旧持有这两个不现实的概念，并将它们当作是在意识的思想中存在，那么，“解放思想”就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长期地去作为中介作用。

然而，在马克思文本中，马克思早就阐述过：在人类社会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也就是在人类社会还不具备物质基础的物质条件之时，去消灭异化，那么，实际上，在现实中生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是不会得到平等的。因为人与人在付出的能力上、以及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就在人所存在的素质上，也就是在所表现在创造物质生活所需求的量和质上，就存在着“得不到平等”的差距。

可是，前苏联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却遮蔽了这一事实；而且这一原理将人类社会必然要走过发展生产力而具备物质基础和物质条件的过程，也给遮蔽了。所以，也就导致着中国人用“一般”和“普遍性”的理论原理，只看得见“果”、而看不到产生“果”的“因”那是外在必然性的。

由此，也就使那些持有“一般”和“普遍”的人，只看到通过改革开放经历三十年之后的“果”，而看不到在生产这个“果”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那是必然性的。

然而，一旦只去为了消除生产这个“果”的“因”，那么，也就把“果”从消除“因”中给减少了，甚至会重新要去发那些计划内、计划外的数不清的“票”来分配物质。这就是“因与果”所存在的外在必然性。

那么，对于搞基础理论原理的研究者，一方面要研究如何能加快生产这种“果”的途径，另一方面也要研究怎样消化生产“果”的“因”而出现的问题。——这才是马克思文本中的原生思想。

然而，在教学楼中的“马列主义原理”的教学者，不是去教授如何加速生产“果”而阐明生产“果”的“因”，那是必需要要多方面的要素才能去形成：时间对空间发展的成功之道；而是去教授“果”是通过“反映”与“被反映”得到的、教授一种通过“承认”与“回答”等关系而得到的只有在理念中存在的“果”。由此，也就把得到“果”的“因”看成是反映和承认、回答而得到的，这样，也就使口头承认和口头回答成了实现成功的“门道”。

因此，希望在教学楼的研究者反思一下：理思所提出的以上的问题。

理思于阳新

2008-1-27日